( 此文发表于国家级刊物"词刊"九六年第四期,作者梁建风副教授是全国幼教研究会会员,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深圳市音协会员，原安徽师大教育系音乐教育专家,儿童教育专家)
作為時間藝術的音樂憑藉的物質材料是音樂，它不象文學中的語言文字，能夠那樣直接表達意思。但它卻能表達文學無法表現的東西，能夠傳達某種“無可言喻”，“無以名狀”的心理和情感，音樂的文學性是顯而易見的，誠如《尚書、堯典》中“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毛詩序）中的“情感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所言，音乐和文学均为人之情志所托。研究这两者关系，应该看到中国民族音乐具有中国文学中的某些特色。音乐中常见的主题呈现绵延不断地自由发展状；有如行云流水，浑然一体的结构，叙事、抒情在主题的生发、升华过程中不断赋予新的因素等，造成了音乐本身的内在动力感。这种注重情韵，讲究变动的乐思与“形散神聚”、“疏朗隽永”、“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的中国文学特色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以“春江花月夜”诗及同题的音乐作一比较，两者都讲究意境情韵，主题的升华。聆听乐曲使人沉醉于甜美、安适、恬静之中，仿佛在月夜泛舟于景色如书的江上。它象一首迷人的诗，又象一幅秀美的书，它比诗、书更加沁人心肺腑，芳香温馨。又如著名作曲家黄自先生要根据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所作的中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此剧也是一部融诗、书为一体的音乐佳作。它基调比较悲哀，但整部作品情节完整，描写细致，抒情气氛浓厚，仿佛在向人们娓婉叙述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作曲家通过自己丰富的情感和想象力，加以充实和喧染，使作品成为现代中国音乐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珍品。特别是其中的第八乐章“山在虚无缥缈间”，最为动人，是音乐会上经常单独演奏的乐章。那美妙，虚幻，飘逸的乐声仿佛在你面前展现出一幅朦胧诗般的山水画卷，给你带来无限的遐想和回味。
再如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祝英台》，更是一部文学气息浓密的音乐作品。它取材于民间故事，整部作品三个乐章，就如同文章的三大部分，分为“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化蝶”按照时间的顺序和故事情节的逐渐展开，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和可读性，真有闻其声、见其人、感其情的艺术魅力。
综上所述，音乐中的文学性显而易见。反之，文学中也具有诸多音乐性的内涵。因为古代音乐的含义就已包含有诗歌、舞蹈、音乐等内容，它属于一个综合的艺术。特别是唐代、由于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事业的艺术，因吸收西域、中亚的外来影响而有空前的发展，这些和文学有血缘关系的艺术的繁荣，对当时文学的发展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作者们既从这些艺术上得到美的享受，提高了艺术素养，也丰富了他们的作品内容，发展了文学的形式。唐代诗人为了不少声乐和观舞的作品。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而“抚事感慨”，遂赋名篇，白居易因听琵琶而“始觉有适谪意”，写下了流传千古的长恨歌。可见音乐对于文学作品的意境和形象的创造，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升华作用。李欣还有两首写音乐的诗也很有名，他书最用大自然的音响和形象表达音乐给人的感受。如形容笔篥音调之变化动人用“忽然更作渔扬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形容董庭兰的胡笳感人力量之强则说：“空山百鸟散不定期合，万里浮云含复晴……川为净其波，鸟亦罢其鸣”。尽量把个人主观感受诉之客观景物。使难于捕捉的音乐美得到具体的形象的表达。韩愈在《听颖师弹琴》中“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尽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对音乐的描绘，都十分逼真地捕捉了客观事物的特征而为后人所赞赏。特别为人称颂的是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诗一开头定秋天夜晚在浔阳江头送客的情景，接着从听见水上琵琶声，写到邀请弹琵琶的女子了来弹奏。一个弹，一个听，音乐联系了情感，接着从听见水上琵琶声，写到邀请弹琵琶的女子出来弹奏。一个弹，一个听，音乐联系了情感，把弹者听者的过去现在的兴衰作了对比，把情感和曲调的转变联系起来，诗人写出了琵琶演奏的效果，也收到了创作的效果。人“转轴拨弦三两声”到“惟见江心秋月白”，见出诗人描写音乐的手法高明。最妙的是一连串的比喻，“急雨”，“私语”，“大珠小珠落玉盘”，“問關莺语”，“幽咽泉流”，“银瓶乍破水浆进，铁骑突出刀枪鸣”等许多声音，使人听得应接不暇；甚至还能使人从乐声中体会出弹奏者的“有情”，“不得志”，以及她的“心中无限事”。当“曲终收拨”时，“四弦”象“裂帛”一样地截然而止，用“惟见江心秋月白”一句和前面“别时茫茫江浸月”相照应，手法十分高明，真可谓“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
正因为诗与音乐有如此之多的相通之处，这就不仅使诗歌的音律和格调因不断地输入音乐新因素而得到发展和更加完善，也使音乐借鉴了诗歌的一些特点而得到广泛的流传。难怪20世纪以来，有不少古诗已被谱成歌曲和交响音乐。更为有趣的是许多古诗也被外国作曲家所用。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的多首佳作早已被欧洲作曲家谱成歌曲。德国作曲家甚至把李白的故事写成歌剧《皇帝的诗人》。奥地利作曲家玛勒的《大地之歌》也是根据我国唐诗创作的一部交响声乐套曲。1908年，玛勒来到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村庄。他读了随身携带的斯汉、贝特格翻译的古诗集《中国之笛》后，李白等中国诗人的蛎壮情怀和瑰丽诗章激起了他的强烈共鸣。他从诗集中选取了七首为歌词，谱写了《大地之歌》。第一乐章《悲伤的麈世饮酒歌》根据李白的《悲歌行》写成。第二乐章《秋天的寂寞》是根据钱起《效古秋夜长》而制作。第三乐章《少年》根据李白的诗而作。第四乐章《春日的醉汉》，根据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而作。末章《送别》根据王维和孟浩然的两首《送另》诗写成。
文学与音乐之关系密切不仅表现在上述几方面。更有趣的是音乐创作也越来越多地借鉴文学的创作体裁，我们知道“游记”是一种文学体裁。但音乐也有“游记”。如李斯特的钢琴曲集《旅游岁月》就是一部用音乐语言写下的关于瑞士、意大利等地风土人情的旅游笔记。在现代音乐作品中，就音乐游记体裁而论，大概要算格罗菲的《大峡古》组曲最为出色了。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的大峡谷，全长二百十七公里，宽二十公里，最兴处达二千公尺，气象万千，蔚为壮观，格罗菲以一支生花妙笔描写了大峡谷一天中五个不同时辰所显现的不同景色。《日出》是为黎明的景色；《如画的沙漠》是为寂静肃穆的上午景色；《在山经上》是为由几十里路外赶来的牧童与毛驴悠闲地行走，是中午与下午才能看到的景色；《日落》与《暴风雨》则是描写傍晚至夜间的景色。所以，旅游者与其去“大峡谷旅游指南”之类的小册子，不如将《大峡谷》组曲细致地听一遍更有收获。
音乐创作体裁不仅借鉴文学创作体裁特点，音乐与文学的创作手法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四个乐句组成的单乐段中通常使用的起、承、转、合创作手法同古代八股文和古绝句的手法很雷同，据说汉代的“乐府诗”本来就是配音乐的。其中包括诗词的语言节奏特点，诗词创作中的对仗手法、情绪变化，诗词韵律都不同程度地在音乐创作中体现出来。以李白的五言古绝句《夜思》为例，其中四句诗的写法就是运用了起、承、转、合手法。吟诵起来无论从意境方面、不定期是音乐性方面都堪称是一首脍灸人口的佳作，难怪古人吟诗如同唱歌一般。从诗的情绪变化来看，也如音乐的情绪发展一样，抑扬顿挫。特别是第三句为转句，不但在情绪舒展、上扬，而且在押韵上也有很大对比。由一二、四句的uang转成第三句的ue，对比明显很有特色。从诗中的语言节奏来看，其中诗词中的对仗手法同音乐作品中的上下句对称写法，包括节奏对称、旋律对称和押韵对称等，这一切都在最后一句“和句”中得到了完美的和协的统一。难怪古人称“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此话太妙了！从音乐曲式方面来说，两者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如带再现的ABA三段体音乐作品同文学中的首尾呼应的三个自然段的短言语不也有截体不同，殊途同归的巧合吗？音乐中的奏鸣曲分成引子—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尾声的创作规律不就恰似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的写作思路吗？这一切并不只是某种巧合，而是两者之间久已存在的一种内部的有机的联系。
随着诸多“音乐文学”的问世，不久的将来还会涌现出更多的如“音乐诗歌”，“音乐散文”，“音乐小说”等体裁的音乐作品有人说十个艺术女神是一家，我说文学音乐则更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学生姐妹，两者的结合，既不是简单的混合，也不仅仅是文字、诗歌、旋律的音乐化，或者仅是对音乐表现的解释和说明。两者相结合是人们有意识的“合二而一”，使两者构成了完善的艺术整体。 |
